馬光遠：美國債務鬧劇再次給中國敲響警鐘

北京時間周四上午，美國兩黨就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了協議并提交參眾兩院進行投票表決，圍繞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政治鬧劇以絕大多數人預料的結果暫告一段落。

但是，很顯然，這是一出乏味的每一集的劇情都基本雷同的連續劇，回顧這出鬧劇的過程以及各方參與者的心態和博弈，對于為這場鬧劇的揪心的中國等債權國，無疑具有再次警醒的意義。

美國2014年財年從2013年10月1日開始，但由于美國兩黨在2014年財政預算問題以及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分歧，美國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已經停擺。特別是，如果兩黨不能在10月17日最后期限到來之前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妥協，美國政府將面臨債務違約。對于全球經濟而言，這無疑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

要明白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必須先解釋所謂的“債務上限”。美國的債務上限源于美國憲法關于政府收支的基本理念：政府花錢必須經過國會的批準，這個理念在1917年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但是，“債務上限”的設定本身是一個悖論：隨著美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政府開支的增加，特別是多年以來美國政府赤字生存的模式，美國的公共債務越來越龐大，美國政府要么持久保持財政盈余，要么削減支出，否則，債務上限不斷上提就是必然事項。事實上，自美國設立“債務上限”以來，債務上限已經累計提高上百次，確保了美國政府債務生存的模式，避免美國債務違約。

然而，債務上限本來是一個無需爭議的技術問題，但卻成為美國兩黨爭奪政治籌碼的工具。特別是在上一次即2011年8月，共和黨將提高債務上限問題與奧巴馬的醫改以及減稅等問題捆綁，進行討價還價，上演了美國債務上限設立以及最不負責的鬧劇，雖然兩黨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達成上調債務上限的協議，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全球對美國違約的恐慌，全球金融市場為此動蕩，評級機構穆迪甚至歷史性的下調了美國的信用評級。然而，這此事件并沒有給美國政客們足夠的教訓，因為在全球經濟都仰仗美國以及美元的情況下，最不愿意美國違約的是可憐的債權人，而不是全球最大的債務人美國自己。一個極其扭曲的現象出現了：從基本的數學常識看，美國龐大的公共債務以及外債最終如何償還，也許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答案，但美國的海外債權人卻必須一致相信，美國肯定能還錢，如果債權人認為美國還不了錢，那是最大的災難。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2011年8月的鬧劇之后，美國的借債成本并沒有明顯上升，美國的信用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影響，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中日在內的全球的債權人根本無法承受美國違約的后果，而只能選擇“相信”美國而繼續投資美國國債，維護美國國債收益率的穩定。

這顯然慣壞了美國。這一次，在債務上限問題上，共和黨卷土重來，將提高債務上限問題與2014年的預算問題以及醫改問題捆綁。共和黨提出提高債務的前提是奧巴馬政府放棄2010年通過的醫改法案，而這是奧巴馬最引以自豪的政績，在這個問題上，奧巴馬沒有任何讓步的可能，直接導致10月1日美國新的財年開始之際美國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的關門歇業。美國目前的債務上限為16.7萬億美元，如果在10月17日，不能提高這個上限，則美國政府就會出現還不了錢的尷尬局面。從目前民調對此問題的調查看，在上調債務上限問題上，CNN的調查顯示，有54%的受訪者認為如果債務上限屆時沒有提高，責任在共和黨，只有25%的受訪者歸咎于奧巴馬。蓋洛普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在債務上限問題，共和黨的支持率更是跌至歷史最低點。在這種情況下，共和黨迫于壓力，最終和奧巴馬政府就債務上限達成妥協的可能性極大。對于共和黨而言，演演戲，在政治博弈的過程中盡可能使得共和黨的收益最大化，見好就收是上上策，如果一定“死磕”導致美國債務違約，這是共和黨的政客們根本承擔不起的罪名。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不管美國如何重要，美元信心的崩盤將導致美國債務成本的飆升，同時，以美元為唯一儲備貨幣的全球貨幣體系將崩潰，美元霸權最終終結，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絕對不允許的，是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敢妄為的。

但是，不管美國兩黨是否達成協議，在這場鬧劇中最尷尬的角色莫過于中國和日本這兩大美國海外最大的債主。美國債務上限是美國的問題，卻是中國和日本等債權國的痛苦。兩黨打架，感覺痛的卻是債權國，一旦美國兩黨真的入戲太深，玩違約的游戲，直接持有近1.3萬億美國國債的中國將成為最大的受害國，多年來依靠出口辛苦積累的綠票子的價值可能化為烏有。因此，更奇特的一幕發生了：美國兩黨演習，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卻不斷“喊停”，這種尷尬的角色和痛苦，恐怕在美國每一次談判債務上限時都要經歷。

坦率而言，美國兩黨之所有敢在債務上限問題上如何胡鬧，恐怕中國和日本等債權國的縱容功不可沒。如果沒有中國多年來提供的廉價資金，美國也不會如此享受舉債度日的模式。中國要求美國“負責任”是必要的，但中國更應該反思，為什么要陷自己于如此尷尬的境地。對于一個人均收入位居全球100名之后，一直通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資金的國家，卻把自己的資金又廉價的借給人均收入高于自己20多倍的全球最富裕的國家，這本身就很荒唐。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并不是什么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而是應該反思：中國為什么要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鼓勵出口，積累這么多的外匯，而不是優化資源配置，將資金和購買力留在自己國內。

是該真正反思的時候了，不要等到警鐘變成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