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改革再止步于意識形態之爭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劉勝軍

意識形態一直是中國社會難以回避的話題，近期重新泛起的“階級斗爭論”又將這一問題拉回到公眾關注點。

2014年9月《求是》雜志旗下的《紅旗文稿》刊發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的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文章稱，“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

作為中國社科院的院長，王偉光的文章不太可能是一不小心按錯了鼠標，而應是精心思考、有的放矢。2014年7月，王偉光就在社科院內部會議上說，“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聯盟。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所謂‘自由撰稿人’。企圖擺脫黨的領導，離開政治大方向，離開為人民做學問，做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撰稿人’，無論怎樣標榜，充其量也都不過是自覺不自覺地為追逐個人名利，或為他人所利用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極端者甚至會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我院學者絕不能為了個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從事理論學術研究，決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個‘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如社會大V、網絡公知那樣。黨和國家不需要這樣的學者，這一點全院同志必須明白”。

除了“主流”媒體照章轉載外，王偉光的階級斗爭論并無人喝彩，還遭到網絡輿論一面倒的譴責、揶揄和嘲笑。網民的第一反應是想知道王院長究竟屬于哪個階級，也沒有任何知名學者、官員表態支持。不僅如此，很多刊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網頁都已被屏蔽。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更以“最根本的撥亂反正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為題作鮮明反擊。《北京日報》刊出署名為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陳述的評論《銘記“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教訓》，暗批王偉光重提階級斗爭。就連以“左派言論”著稱的《環球時報》，也只是在社論中“搗漿糊”說，“學界重提階級斗爭，大概不是政治信號，而是創造更全面科學方法論的需要”。

在改革成為時代潮流、薄熙來重慶“唱紅打黑”的民粹路線破產、四中全會重申依法治國的今天，“階級斗爭論”赫然重出江湖，著實把國人嚇得不輕，也有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產生了穿越感，時空穿越感。

問題是，為何官居部級高位的王偉光甘冒“名裂”的風險，寫出如此缺乏時代感的文章呢?

意識形態始終是改革阻力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中，其實意識形態的障礙始終如影隨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大革命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

事實上，改革開放正是以一場清算文革的思想交鋒拉開序幕。1978年胡耀邦推動“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矛頭直指“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文革思維。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為徹底厘清建國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誤區，中央于1981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

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雖是民心所向，但意識形態障礙依然很大。例如，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但這樣的做法在當時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萬里推進農村改革時遭遇上層阻力，他怒斥農業部副部長說：“看你長得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頭，你怎么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

中國最早的個體戶“傻子瓜子”年廣久，曾三次入獄，罪名分別為“投機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如果不是他幸運地在1980年、1984年、1992年三次被鄧小平點名保護，恐怕要監獄度余生了。原因很簡單，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七上八下”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即雇工超過八人，就是“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從“小業主”變身為“資本家”。年廣九的生意越來越紅火，很快就超過了十人。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私營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經濟的“邊緣革命”，但并未從根本上觸動計劃經濟體制。在80年代末蘇聯解體、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背景下，90年代初發生了一場關于經濟體制頂層設計的思想交鋒。1990年7月5日江澤民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最先發言的原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許毅提出：“1988年的通貨膨脹等問題，都是因為市場取向這一錯誤的改革路線所致。經濟改革必須堅持計劃取向，堅持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吳敬璉針鋒相對地回應說，“出問題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改革的方向應該明確為市場經濟”。

吳敬璉的發言幾次被打斷。有人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的支持者只有劉國光和薛暮橋。由此，吳敬璉被冠以“吳市場”的稱號，當時的含義是他“不與中央保持一致”。

要突破這樣的意識形態阻力并不容易，典型的是皇甫平系列文章引發的巨大爭議。1991年上海《解放日報》以皇甫平的名義連發四篇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引發激烈爭論。皇甫平文章批評“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這些觀點引發了激烈的反擊：“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意識形態爭論的吊詭之處在于，它從邏輯上是討論不清楚的，必須靠政治家的權威聲音來破局。面對當時意識形態阻力給改革帶來的迷茫，鄧小平南巡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斯言一出，意識形態的聒噪嘎然而止。隨即，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謹防意識形態再次成為利益集團的盾牌

而到了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不斷積聚的社會矛盾張力之下，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于既得利益者。

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之下，要啟動簡政放權、混合多所有制、金融市場化、土地制度等為重點的全方位改革，顯然將直接觸動政府官員與國企的“奶酪”。由于過去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規模如此龐大，改革勢必遭遇包括政府官員和國企在內的利益集團的激烈抵制。

但面對改革的趨勢，利益集團不大可能公然反對改革。在這樣的格局下，意識形態很容易成為利益集團手中最好的牌。

于是，有關憲政的討論一度成為敏感詞，而“階級斗爭論”也重出江湖。其實在改革開放大局已定、階級斗爭已無人認同的情況下，一些人士之所以拋出雷人的觀點，并非他們真的對重回文革抱有幻想，其實只是為了給改革“添亂”，力圖維護當前有利于既得利益的制度安排。

他們選擇以左的言論作為抵制改革的武器，也并非偶然：首先，左的言論通常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至少不會被扣上“自由化、西化、顛覆”的帽子。換言之，即使中央對其言論不滿，也往往不便于直接反駁;其二，當前不少官員對改革抱著觀望、不作為的心態，一旦出現意識形態的爭論，無疑會加大“改革者”的政治風險，加劇不作為心態;其三，當前一些重大改革領域依然存在敏感的意識形態之爭，例如混合所有制如何推進、政企如何分開、如何依法治國等等。意識形態的爭論，顯然會讓這些改革變得更加復雜，甚至會因為爭論而延宕。

作為政治家，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就敏銳地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判斷。從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已將近一年時間，改革進展并不如預期的順利，主要原因正是既得利益集團不愿主動放棄手中的權力和特殊利益。而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爭論的參與，改革局面局面無疑會變得更為復雜。對意識形態話語成為利益集團的盾牌，必須警惕